德勒兹｜斯宾诺莎与我们

“斯宾诺莎与我们”这一提法可能想说很多意思，但是，其中的一个意思是“在斯宾诺莎中间的我们”。且让我们试行从中间来领会和理解斯宾诺莎吧。人们一般从一位哲学家之第一原理开始。但是，重要的还有第三，第四或第五原理。大家都知道斯宾诺莎之第一原理：对一切属性而言的唯一的实体。但是，人们还知道第三，第四或第五原理：对一切形体而言的唯一的自然，对一切个体而言的唯一的自然，而自然本身就是以无数方式变化的个体。现在要说的不是唯一实体之肯定，而是内在性共同层面之展开，而一切形体，一切心灵，以及一切个体都在那上面。这个内在性或一致性之层面不是内心的念头、打算、规划之意义上的方案，而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方案：截面、交集、图解。这样，在斯宾诺莎中间就是在这个样式的层面上，更确切地说，就是把自己安放在这个层面上；这意味着一种生命样式，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层面是什么？如何构建它？因为它同时完全是内在性之层面，为了按照斯宾诺莎的方式生活，它还必须加以构建。

斯宾诺莎如何界定一个形体?对于任何形体，斯宾诺莎都同时以两个方式予以界定。首先，一个形体不论多么小，它总是包含无数微粒子。正是微粒子之间的动与静，快与慢之诸关系界定一个形体，一个形体之个体性。第二，一个形体影响另一个形体，或者被另一个形体所影响；正是这种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的性能也在形体之个体性中界定形体。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很简单的命题：一个是分子运动理论的(cinétique)，另一个是动力学的(dynamique)。但是，如果真的把自己安放在这些命题之中，如果实践这些命题，事情就复杂得多，而且在搞明白为何缘故之前发现自己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

其实，分子运动理论的命题告诉我们，形体是由微粒子间的动与静，快与慢之诸关系所界定的。这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形式或诸功能所界定的。总合的形式，特定的形式，以及组织的功能依存于快与慢之诸关系、即便形式之发展，形式发展之进程也依存于这些关系，而不是相反。重要的是认为生命，每个生命之个体性不是一个形式或形式之发展，而是在不同的速度之间，在微粒子之减缓与加速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内在性之层面上快与慢之组合。同样地，音乐的形式依存于声音微粒子之快与慢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这不仅是音乐之事、而且是生活方式之事：人们正是通过快与慢而溜入诸事物之间、与别的东西相结合。人们从来不是从头开始，人们从来不是另起炉灶；人们溜入，进入中间；人们采取或规定节奏进度。

关于形体的第二个命题使我们诉诸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的性能。你不会以其形式，也不会以其器官或功能来界定身体(或心灵)；你更不会把它界定为一个实体或主体。斯宾诺莎的每个读者都知道，在斯宾诺莎看来，身体和心灵都不是实体或主体，而是样式。然而，如果只从理论上思考这个问题，那是不够的。因为，实际上，样式就是快与慢之复杂的关系，在身体里和在思想里都是这样，而且，它是身体的或思想的一种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的性能。实际上，如果你界定身体和思想为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的性能，许多事物都改变。你不会以其形式，也不会以其器官和功能来界定动物或人，更不会把它界定为主体：你会以它所具备的感受来界定它。感受之性能，以及其最高和最低阈限，这在斯宾诺莎著作中是通常的概念。可以选取任何动物，而且按任何次序制订一份感受一览表。儿童们知道怎样制订：在弗洛伊德报告的案例中，小汉斯为在城里拉车的挽马制订一份感受一览表(高视阔步，眼罩障目，快步行进，拖拉重载，踬跌倒下，遭到鞭打，踢踏嘈杂，等等)。例如：在一匹耕马或挽马与一匹赛马之间的差别比一头牛和一匹耕马之间的差别更大。这是因为赛马与耕马之间既缺乏同样的感受，也缺乏同样的遭受影响的性能；耕马倒是与牛有共同的感受。

可以看得出来，在或许称为自然的事物和或许称为人工的事物之间，内在性层面，安排诸感受的自然层面对之是根本不加区分的。人工完全是自然之一部分，因为，在自然之内在的层面上，每个事物都是由它所进入的运动与感受之配置所界定的，不管这些配置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在斯宾诺莎之后很久，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试图描述各种动物之世界，后者是由诸感受及施加影响或遭受影响的诸性能所界定的。例如，冯·于克斯屈尔对壁虱(蜱)做过这种研究，那是一种吮吸哺乳动物之血液的动物。他以三种感受界定这个动物：第一，对光线的感受(爬到枝头)；第二，嗅觉感受(让自己落到正在树枝下面走过的哺乳动物身上)；第三，热敏感受(寻找不长毛的最温暖区域)。在广袤的森林中所发生的万物里面，这是一个只有三种感受的世界。在遭受影响的性能中的一个最佳的阈限和一个最差的阈限是；吃饱了的将死的壁虱和能够长期不进食的壁虱（冯·于克斯屈尔，《动物的世界与人类世界》）。诸如此类的研究，即根据所具备的感受来界定动物或人之形体，为当今所谓的“行为生态学”(éthologie)奠定基础。这种研究不仅对于动物，对于我们人类同样是有效验的，因为谁也不能预先知道他所具备的感受；这是长期实验之事，需要持久的深思熟虑，需要一种斯宾诺莎式的智慧，这意味着内在性或一致性层面之构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与道德毫无关系，他把伦理学设想为行为生态学，这就是说，设想为在这个内在性之层面上，快与慢之组合，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之性能之组合。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宾诺莎以他自己的方式发出呼声：你不知道你能干好事还是坏事；在某种遭遇，某种配置，某种交融之下你事先不知道身体或心灵能干什么。

行为生态学首先是对每个事物所特有的快与慢之关系，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之性能之研究。对每个事物来说，这些关系和性能都有特定的幅度，阈限(最小与最大)，变差或转换。在世界上或自然中，它们选出对该事物契合的东西；这就是说，它们选出影响该事物或被该事物影响的东西，驱动该事物或被该事物驱动的东西。例如，以某个动物来说，在无限的世界里，这个动物对什么东西毫无所谓呢?它对什么东西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呢?它赖以生存的食物是什么?致死的毒物是什么?它在它的世界中“取得”什么?每个点都有它的一些对应点：植物与雨水，蜘蛛与苍蝇。所以，一个动物，一个事物从来不脱离它与世界的诸关系。内部只是选定的外部，而外部则是被投射出来的内部。代谢，感知，作用和反作用之快或慢交织在一起以构成世界上的某一个体。

其次，还有这些快与慢之关系根据情况得以实行的方式，以及这些遭受影响的性能得以具备的方式。因为，它们总是取决于现有的感受究竟是使事物遭到危害(削弱其力量、使它放缓，把它缩减到最小)，抑或强化它，加速它及增大它，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大不相同。毒物乎?食物乎?情况错综复杂，因为对于所考虑的事物的某一部分而言，毒物可能是食物。

最后，行为生态学还研究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诸关系或诸性能之组合，这是与前文所述不同的另一方面。在此以前，问题只是了解某一事物通过给予其他事物一种符合于自己的一种关系的关系，怎样能够消解其他事物，或者，与此相反，可能被其他事物所消解。但是，现在问题是了解，是否诸关系(而且哪些关系?)能直接相互组合，以便形成一种新的，更“扩展的”关系，或者，是否诸性能能直接相互组合，以便构成一种更“强化的”性能或力量。这不再是利用或夺得的问题，而是社会性与共同性的问题。诸个体如何无限地相互组合以便形成更高级的个体?一个存在物如何才能在它的世界中取得另一个存在物，而又保留或尊重对方本身的诸关系和世界?在这方面，例如，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是什么?在人类社会与理性存在物之共同体之间有什么差别?……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点与对应点之关系，或某个世界之选出，而是大自然之交响音乐，越来越扩展和强化的世界之构成。各种力量，各种快与慢将以什么次序和方式组合起来呢?

这是音乐作曲之层面，这是大自然之层面，只要后者作为最强化和最充沛的个体，而它的诸部分以无限的方式在变化。作为行为生态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于克斯屈尔是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他首先说明适合万物的旋律线或对位法关系，然后把交响乐描述为内涵广袤充沛的更高的内在一体性(“自然的乐曲”)。这部乐曲贯彻于《伦理学》全书，把它构成同一个“个体”，它的快与慢之诸关系不停地变化，既在依次变化又在同时变化。依次变化是指我们看到《伦理学》各个部分如何被赋予相对多变的速度，直到在第三种知识中达到思想之绝对速度为止，而同时变化是指诸命题和诸附释并非以同样的步词进行，而且形成相互交叉的两个运动。《伦理学》像是一部乐曲，它的各个部分都以最大的速度，而且在最广袤充沛的运动中推进。在一篇优美的文章中，拉尼奥（Jules Lagneau）谈到这种速度和广度，这使他把《伦理学》比拟为一部音乐创作，具有迅如闪电的“思想速度”，“广阔深远的力量”，“在单独的行动中看出最大量思想之关系的能力”。

简言之，如果我们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们将不会在界定任何事物时凭借它的形式，或它的器官与功能，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实体或主体。借用中世纪的或地理学的词语，我们会凭借经度或纬度来界定事物。一个形体可以是任何事物；它可以是一个动物，一组声音，一个心灵或观念；它可以是语言素材，社会团体，共同体。对于在按这个观点组成形体的诸微粒子之间，也就是说，在非构成的诸要素之间的一套快与慢，动与静之关系，我们称之为某形体之经度。对于每时每刻充斥形体的一套感受，也就是说，一种无名力量(生存之力量，遭受影响之性能)之强化状态，我们称之为纬度。我们这样就建立起一个形体之平面图。经度和纬度合在一起构成大自然，内在性或一致性之层面，它总是可变的，而且不断被个体和共同体所修改，组合、再组合。

“方案”(plan)一词，或方案之观念，有两种很对立的理解，虽然这两种理解相互交织，而且我们难以觉察地从一种理解过渡到另一种理解。任何来自上方而且与先验性有关的组织，即使是隐蔽的，都可以被称为神学的方案：这是神之内心念头，然而也是在假定的大自然之深处中的演变，或一个社会之力量组织。这样的方案可能是结构的或生成的，而且两者同时兼备。它总是关系到诸形式和它们的发展，诸主体和它们的形成。形式之发展与主体之形成，这是第一种方案的基本特性。所以，这是组织之方案或发展之方案。而且，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先验性之方案。它不仅指导诸主体，而且指导诸形式。它藏而不露，从来不是给定的，只能从它所给定的东西里被猜测、被导致、被推论。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维度；它总是含有追加于给定诸维度的一个维度。

反之，内在性之层面(plane)没有一个追加的维度；组合之进程必然自行被感到，而且是通过它所给定的东西，在它所给定的东西里面被感到。这是组合之方案，不是组织或发展之方案。各种色彩或许显示第一种方案，而音乐，静默与声音则属于第二种。形式不复存在，而只有在非构成的物质之极小微粒子之间的速度之诸关系。主体不复存在，而只有一种无名力量之个体化的感受状态。在这里，方案只涉及动与静，涉及感受的动态负荷。这个方案将以它使我们察觉的东西逐步被察觉。在这两个方案上面，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思考或写作。例如，歌德，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黑格尔，已经可能被视为斯宾诺莎主义者。但是，他们并非真的如此，因为他们一直不停地把方案连接于形式之组织和主体之形成。倒不如说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他们按照快与慢，架住的神经紧张症与加速的运动，非构成的诸要素，非主体化的感受来思考。

作家，诗人，音乐家，制片人，还有画家、甚至偶尔还有读者，他们可能比专门的哲学家更能发现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这是“方案”的实践概念问题。这不是说一个人对此毫无所知就会成为斯宾诺莎主义者。倒是可以说，斯宾诺莎具有一种奇怪的特权，似乎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人有过这种特权。他是具备非凡的概念手段的哲学家，一个极其深刻，系统条理和博学的哲学家；然而，他又是即时而无准备的遭遇或相逢之最好的对象，以致连不懂哲学的人，或者完全没有文化的人，也能从他那里获得某种突然的启发，某种“顿悟”。这就好像人们发现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是处在斯宾诺莎思想体系之中间，自己被吸进，被领入这个体系或构成之中。尼采写道：“我大吃一惊，喜出望外······我本来几乎不了解斯宾诺莎；如果说我刚体会到对他的需要，这是本能作用的结果，”······他不是仅仅作为哲学家这样说，尤其是恐怕不可能作为哲学家这样说。严谨的哲学史家如维克托·德尔博斯（Victor Delbos）对这个特征有强烈的印象；斯宾诺莎具有双重角色，既作为非常精美的外在的典型，又作为奥秘的内在的驱动力；对斯宾诺莎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追求总体观念及诸部分之一体性的有系统的解读，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是没有总体观念的感受性解读，人们被带到或被放到那里，被置于运动或静止中，按照这部分或那部分的速度而受到激动或安抚。谁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呢?当然，往往就是研究斯宾诺莎，研究斯宾诺莎思想的人，如果他本着充分的感激和仰慕之情从事这项工作的话。不过。还有不是哲学家的人，他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某种感受，一套感受，一种活动的决心，一种驱动力，因而他把斯宾诺莎当成一种机缘和爱心。斯宾诺莎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哲学家中最富有哲学气质的(与苏格拉底本人相反，斯宾诺莎只需要哲学······)，他教给哲学家怎样变成非哲学家。而正是在《伦理学》的第五部分(它绝不是最难懂的，但却是进展最迅速的，具有无限的速度)，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两者合为同一个人。由此可见，这个第五部分具有何等不凡的布局，以及概念与感受之相会如何在那里出现。而且，通过共同组成此书以前诸部分的天上的和地下的运动，如何准备这个相会，使它成为必然。

许多评论家对斯宾诺莎已经是足够热爱，以致谈起他来便引起一阵“风”。其实，除了风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比。但是，这就是德尔博斯作为哲学家所说的平稳的大风吗?或者，这就是那个“来自基辅的”犹太穷人所说的旋风，女巫之风吗？那是一位杰出的非哲学家，他用一个戈比买了那本《伦理学》而没有全部看懂。在我看来，这两种风兼备，因为《伦理学》既包含作为诸概念之宏大运动的一整套连续的命题，证明和释理，也包含作为感受与驱动力之迸发，作为一串旋风的不连续的一系列附释。《伦理学》第五部分是极度外延的统一体，然而，这是因为它也是最集中强化的峰尖；在哲学概念与实际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异。但是，在第五部分以前的诸部分内，已经有了这两种成分，即罗曼·罗兰所说的“实体之白色太阳”和“斯宾诺莎的火之言辞”的组合或交织。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